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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建都与军事重镇的分布

发布时间:2015-11-26 19:51:59 阅读(

历史崔的更新很慢,因为下笔之前,需要阅读很多资料,特别是地理方面的,这是一篇《六朝建都与军事重镇的分布》上的节选,如果你对南朝的军事地理感兴趣,可以点击原文,查看六朝建都与军事重镇的分布的全文,作者:郭黎安,以下是内容:

 

六朝建都与军事重镇的分布

 

一、守卫建康的重镇——京口和历阳

 

都城的选址与确立,对于历史上任何一个皇朝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大事,因为它将影响到政权的稳固和国祚的长短。六朝定都建康(今南京),除了一般都城所考虑的交通条件、经济腹地以及有利于控制其所统治的地区等因素外,基于南北分裂的形势和限江自保的基本国策,则更注重防卫。而防卫所持者重在长江。古人云:“长江千里,险过汤池,可敌十万之师。”(注: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卷上《江河门》注引《江南野史》,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本。)但是,能否守住这一天险,确保首都安全,关键又在京口和历阳。

 

京口(今镇江)位于建康以东八十公里的长江南岸,除本身山水险峻,可资设防外,在地理位置上尚有以下特点:其一,六朝时期,建康—京口段的长江江面十分宽广(注:乐史:《太平寰宇记》卷八九引《舆地志》:“天景清明,登之(指北固山)望见广陵城如在青霄中,相去鸟道五十余里。”光绪八年金陵书局刻本。),风高浪急,而江的南岸正是宁镇丘陵所在,矶石绵延,“高岗逼岸,宛如长城,未易登犯”(注: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五,中华书局1955年版,下同。)。京口以下接近长江喇叭口,沿岸“或高峰横亘,或江泥沙淖,或洲渚错列,皆浅涩短狭,难以通行”(注: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五,中华书局1955年版,下同。)。以故,京口便成为建康以东的江防要地。其二,京口位于江南运河入江口。据历史地理学者研究,江南运河形成于秦代(注:王文楚、魏嵩山:《江南运河的形成及其演变过程》,《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2辑。), 《南齐书·州郡志》已有“丹徒水道,入通吴会”的记载。六朝都建康,大量粮食和其他物资均需取给三吴。东吴为便捷漕运,于赤乌八年(公元245年)开凿破冈渎。但事实上,破冈渎开后京江运道并未废除。东晋初,司马裒镇广陵(今扬州),运船出京口,因水涸奏请立丁卯埭以济运,即是一证。所以京口对建康来说,乃是控扼三吴粮道的噤吭咽喉之一。其三,京口与淮南重镇广陵(今扬州)隔江相望,春秋时吴王夫差所开的邗沟,六朝称中渎水,它沟通江、淮,流经广陵城下。因此,京口又是大江南北的水上交通枢纽和重要津渡。唐杜佑认为京口之于建康,犹如孟津之于洛阳,将它视作台城的门户锁钥。因其地位重要,早在东吴立国前,孙权就着手经营它。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为迎战曹操, 权由吴(今苏州)迁镇丹徒,即“固山为垒,缘江为境”(注:杜佑:《通典》卷一八二《州郡典》,中华书局1984年影印本。),筑京口城。十六年(公元211年)徙治建业(今南京)后,又遣宗室孙韶“缮治京城,起楼橹,修器备以御敌”(注:《三国志·吴书·宗室孙韶传》,中华书局点校本,下同。)。后加领幽州牧,屯兵于此。三国时,曹魏始终未敢跨越长江,当与京口的防卫严密有关。

 

 

及至东晋,京口辇下重镇的地位进一步加强,并始得北府之称。按东汉及魏晋官制,四中郎将均以首都为中心,分别带东西南北方位称号。晋室南迁后,侨置徐青二州于广陵。建兴元年(公元313 年)以司马裒都督青徐兖三州诸军事,镇广陵。广陵于建康为北。裒死,王舒“代裒镇,除北中郎将,监青徐二州军事”(注:《晋书·王舒传》,中华书局点校本,下同。)。此即山谦之所谓的“晋氏南迁,徐州刺史王舒加北中郎将,北府之号,自此起也”(注:《世说新语·排调篇》注引《南徐州记》,余嘉锡:《世说新语笺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咸和初,郗鉴为都督青兖二州诸军事、兖州刺史、加领徐州刺史,镇广陵。苏峻平后,自广陵还镇京口,北府之号亦随之渡江,并成为京口的专称。东晋时,京口是江淮流民集中之地,郗鉴移镇后,于此组织武装,是为北府兵的先声。谢安当国后,又在广陵和京口招募劲勇,组成北府兵。这支以江淮流民为主体的武装骁勇善战,无论在东晋中期抵御前秦的淝水之战和末年败孙恩卢循、灭桓玄的各个战斗中,都以赫赫战功彪炳史册。由这样一支武装坐镇京口,对于在东晋门阀政治中平衡上下游军事力量,控制三吴著姓,从而达到稳定政局、保卫首都的目的无疑起着特殊作用。

 

进入南朝,虽然随着皇权加强、门阀政治告终以及北府兵的消亡,京口不再具备东晋那种平衡皇族与各高门大族间力量的特殊作用,但其内镇优重的地位并未改变。宋武帝深知京口的利害所在,故临终遗诏:“京口要地,去都邑密迩,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注:《宋书·刘延孙传》,中华书局点校本,下同。)宋、齐、梁、陈四代,京口作为辇下军事重镇的主要职能在于拒北敌于长江彼岸,确保首都安全无犯。如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北魏南侵至于瓜步(今六合东南),声欲渡江,建康告急,遂大备水军,“自采石至于暨阳六七百里,船舰盖江,旗甲星烛”(注:《宋书·索虏传》。)。当时,京口及其附近的蒜山、北固山、京陵、西津、谯山、练壁等处皆设置重兵,严阵待敌,以防魏军突犯。自宋后期至梁末,先是北魏孝文帝锐意改革,无暇南顾,继而南北战争胶着在淮河流域;而南朝皇室内乱的军事行动又常在建康以西进行,故这一时期内京口无大的战事。陈代疆土北以长江为界,京口的防务自然更加吃重。但由于陈后主荒淫腐化,愔于政事,终使贺若弼得以从京口渡江灭陈。

 

如果说京口是建康的东门,那么历阳(今安徽和县)就是其西门。历阳位于建康西南的长江北岸,距离建康仅四十公里。它北依淮阳丘陵,有众多的山头可以设防。源出合肥东北的滁水从丘陵南麓东流至今六合瓜步入江。咸宁五年(公元279年)西晋伐吴, 命司马伷向涂中即由此道。在它的南面有东西梁山,二山夹峙大江,俯瞰洪流,对于抵挡上游来敌呈高屋建瓴之势。六朝时,凡东西两军对阵,必以夺取梁山为要,一旦梁山失守,西敌便可顺流长趋,直捣建康。刘宋南郡王义宣叛反,孝武帝“遣豫州刺史王玄谟舟师顿梁山洲内,东西两岸为却月城,营栅甚固”(注:《宋书·南郡王义宣传》。),结果叛军大败。

 

除以上特点外,历阳在军事地理上的最大价值在于长江下游江面辽阔,而唐代以前以此附近最为束狭,形成咽喉。且其地北岸有横江、当利浦、洞口浦、乌江等小支流可以泊船,南岸有牛渚山和采石矶耸立江渚。采石矶头突入江中,易于登跻,从春秋以来便是由淮南寿春、合肥等地进入江南的渡江通津和兵争要地。地位之重,胜于京口。宋人张栻云:“古来有事东南者,由寿春、历阳来者什之七,由横江、采石渡江者三之二。”(注:《景定建康志》卷三八《江防》,台北《中国方志丛书》影印嘉庆六年刊本。)纵观六朝历史,诚如斯言。东汉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孙策即是由历阳横江过江,攻刘繇牛渚营而入江东的。嗣后,西晋陈敏、东晋苏峻、南齐陈显达、萧梁侯景等叛乱以及隋韩擒虎灭陈,都无一不是先占历阳,再渡长江、登采石而进据建康的。反之,东晋咸康二年(公元336年)后赵石虎游骑南下、 刘宋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拓跋焘军至瓜步,江东形势十分危急, 但因东晋南朝坚守历阳和沿江要地,建康遂得安然无恙。

 

由于历阳对卫护京师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东晋于咸和四年(公元329年)在这一带侨置豫州,先后以侨姓高门颖川庾氏、陈郡谢氏、 谯国桓氏为刺史。侨豫州先治芜湖,建元二年(公元344年), 谢尚为西中郎将、都督扬州之六郡诸军事、豫州刺史,镇历阳。从此历阳被称为西府。终东晋之世,豫州治所虽多变动,但据《宋书·州郡志》,曾四次镇历阳,可见晋廷对历阳的重视。其时,与京口一样,历阳及其周围地区也是流民集中地,见诸史籍的侨县有龙亢、雍丘、酂、谷孰、繁昌、当涂、浚逎、定陵、襄垣等。出任豫州的藩镇也在此招募流勇,组织武装,从而使历阳成为拱卫朝廷的重要军府。在东晋的北伐战争尤其在抗击前秦的淝水之战中,西府兵与北府兵协同作战,保卫了东晋王朝的安宁。

 

南朝建后,历阳常为南豫州治所。宋、齐二代基本上都以宗室亲贵和心腹将臣出任南豫州刺史。由于南朝各代皇室内乱迭起,因此,当时历阳除了担负着抗御外侮的任务外,又常为中央与藩镇在长江下游争夺的要地。如齐永元二年(公元500年), 南豫州刺史裴叔业因见疑出奔寿阳(今寿县),问萧衍自安之计,萧衍说:“若(齐廷)意外相逼,当勒马步二万直出横江,以断其后,则天下之事一举可定也。”(注:《魏书·裴叔业传》,中华书局点校本,下同。)一语道破了历阳对于拱卫建康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南朝时历阳战事频繁,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江东政权政治形势的不稳定。

 

二、京师的北边门户——寿春、淮阴和盱眙

 

寿春(今安徽寿县)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绵延,史不绝书。军事地位之重,显而易见。因为当时南北分疆往往以淮河为界,六朝偏安江东,除了以长江为天堑外,还必须以淮南为外藩。所谓“淮者,江之蔽也,弃淮不守,是为唇亡齿寒”(注:《宋史·王德传》,中华书局点校本,下同。),而守淮重镇当首推寿春。

 

寿春北滨长淮,八公山、紫金山、硖石山等沿淮列布,形成一道天然屏障,有效地抵挡着北面来敌。更重要的是、颍二水从北而来,分别在它的东、西两侧注入淮河;肥水又从南而来经其西北入淮。三河入淮处称为口、颍口和肥口。六朝时期,北方的鸿沟水利系统尚未破坏,肥水南经合肥可通巢湖。这样,若从中原南下,便可沿莨荡渠折入、颍二水抵淮,再由淮河出肥水、巢湖和濡须水直达长江;或由寿春登岸,直指合肥和历阳。因此,就军事地理而言,寿春可谓北扼颍,南通肥巢,“外有江湖之阻,内保淮肥之固”(注:《晋书·伏滔传》。)。其次,寿春西南有芍陂水利工程。《水经·肥水注》:“(芍)陂周围二十里,在寿春县南八十里,言楚相孙叔敖所造……陂有五门,吐纳川流,西北为香门陂。”芍陂是我国古代淮河流域最大的水利工程,它的开凿为当地的农业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魏晋南北朝各代都在这里绥集流散,广开屯田,积聚军粮,作为守淮的经济基础。由于以上原因,寿春进可以北伐中原,退可以固守淮南,可谓建康之肩髀,淮西之本源。与别的军镇相比,地位格外重要。三国魏于此置扬州,东晋南朝则为豫州治所。

 

为了确保寿春的战略地位,六朝政权在其周围设置了峡石、下蔡、马头三个军事要塞。硖石山在寿春西北,夹淮而峙。当时在山上筑东西峡石城,临淮守险。一旦硖石被克,寿春也就岌岌可危。如三国魏末,诸葛诞据寿春反,司马昭遂进军峡石以逼降。梁太清二年(公元548 年),侯景也是从涡阳(今安徽蒙城)走硖石,渡淮破寿春据之,进而直趋建康的。

下蔡城位于西峡石山东北的淮河河曲,三面环水,西南倚山,其险可想而知。东晋曾以此为北伐据点。升平三年(公元359年), 豫州刺史谢万受命北征,即屯军下蔡,溯涡、颍二水而上。南齐时,北魏屡屡南侵,为加强战备,齐将垣崇祖将下蔡戍内迁至淮河南岸。梁代又在东峡石山上建新城。从此,两座下蔡城隔淮相峙,分别成为六朝后期南北政权的边塞要地。

 

马头城共有两处,均在淮河南岸。一处在寿春西北二十里。另一处在今安徽怀远县南,其地北距涡口不远,为淮河津渡要冲,东晋南朝曾作过豫州和马头郡、荆山郡治所。北朝视其为攻克淮南的重点。

 

由于寿春对屏蔽建康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而每当发生南北战争时,江东政权都要不遗余力地保卫此城。最著名的当数淝水之战。东晋太元八年(公元383年),前秦大举伐晋,前锋抵达颍口,不久, 便渡过淮河,攻陷寿春。东晋前锋都督谢玄急遣北府名将刘牢之率精兵强渡洛涧,大败秦军于淝水,又乘胜追击至寿春西北的青冈,终于夺回寿春,保住了淮南。

 

宋明帝泰始三年(公元467年)失淮西和淮北地后, 寿春的边关地位更加突出。萧道成曾云:“贼之所冲,必在寿春。”(注:《南齐书·垣崇祖传》,中华书局点校本,下同。)齐东昏以后,由于边将叛降,寿春或属南朝,或属北朝,处于拉锯状态,战事更加频繁。永元二年(公元500年),齐豫州刺史裴叔业以寿春降魏,魏即于此置扬州。 梁天监十三年(公元514年)和陈太建五年(公元573年),为阻止北魏和北齐军队南下,两次堰淮水、肥水灌寿春,淮河上游两岸数百里内都成泽国,战争给寿春人民带来了极大苦难。

 

淮阴和盱眙是东晋南朝的淮东重镇。淮阴(今市西南)东近大海,南接平原,北临淮河。来自中原的汴水在彭城(今徐州)入泗后,东南流至淮阴附近入淮,历史上称为泗口或清口。引江北流的中渎水也在其东侧的末口注入淮河。魏晋以后,这条水道已逐渐成为从中原通向江南的水运干线,所以,淮阴的交通地位自不待言。其次,六朝时期洪泽湖尚未潴成,在淮阴至盱眙之间存在着众多的小湖泊。曹操为守淮南,首先在那里兴陂屯田,至西晋已发展为陂阔三十里、周围五十里,有屯区四十九所。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石鳖屯。《南齐书·州郡志》称:“平阳石鳖,田稻丰饶。”上述因素使淮阴具备“地形都要,水陆交通,易以观衅。沃野有开殖之利,方舟漕运,无他屯阻”(注:《南齐书·州郡志》。),“北对清泗,则转输易通;南出江津,则风帆易达;由淮入江,此其必争之道”(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二。)的优越形势。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渎水在隋代改造以前,山阳(今淮安)迤南一段运道常易淤塞,船只必须绕射阳湖运行。这不但延长了航程,而且湖面辽阔,风浪险恶,容易覆溺。所以,六朝时北敌来犯,往往是出泗口直战淮阴,由此更加重了淮阴的军事地位。

 

为了坚守淮阴,东晋前期先后以名将刘隗和荀羡为青州刺史,坐镇于此。太元三年(公元378年),前秦将领俱难陷淮阴,晋孝武帝即命北府兵统帅谢玄率舟师御敌。然后又以谢玄、朱序镇淮阴。宋失淮北后,淮阴的地位愈见重要。于是,移兖州治此。齐梁时,北魏多次攻击淮阴。梁太清二年(公元549年),淮阴终于陷落。

 

盱眙位于淮阴西南,除了西面临淮河外,全境皆为低山丘陵。蕲水由西北而来在其对岸入淮。唐代以前,县城建在山上,背靠绵延起伏的山岗,面对滔滔不绝的淮河和一望无垠的淮北平原,守战之势十分有利。而从盱眙向东南,经今安徽天长到达长江北岸的瓜步和广陵,只有二百里之遥,步骑迅捷可行。因此,在南北分疆以淮河为界的六朝时期,盱眙在屏蔽淮南和保卫建康方面的作用不可低估。

 

东晋南朝发生在盱眙的战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次。东晋太元四年(公元379年),秦将彭超在占领彭城后又南克盱眙, 兵至三阿(今江苏金湖东南),建康震动。晋廷命谢玄反击,于盱眙大败秦军,将敌人赶到了淮河以北。宋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 北魏进犯刘宋,步骑直抵建康对岸的瓜步,因无力渡江,只得北返。在撤退途中,为了夺取盱眙城中丰富的军实,拓跋焘亲自挂帅,力攻此城,双方相持达一个月。拓跋焘见盱眙城坚难克,只得狼狈北逃。

 

总之,寿春、淮阴和盱眙都是六朝时期临淮守险的军事重镇,其作用都是为了御北敌,保淮甸,以为长江之外藩。六朝前期,三镇坚固,淮南无虞,建康得以安枕。六朝后期,尤其当北魏孝文帝改革后,实力加强,遂频频南侵,边衅屡开。史言其时“胡马蹈籍淮肥,而常自战其地,梯冲之害,鼓掠所亡,建元以来,未之前有”(注:《南齐书·魏虏传》。)。至梁末,三镇相继陷落,江东政权的北疆也就内缩至长江,最后终于逃脱不了覆亡的命运。

 

三、建康和扬州的西藩——江陵与襄阳

 

对于偏安江东、定都建康的六朝政权来说,皆以地处长江下游的扬州为内户,中游的荆州为外阃。关于荆州的重要性,鲁肃曾言:“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注:《三国志·吴书·鲁肃传》。)东晋何充也说:“荆楚国之西门,户口百万,北带强胡,西邻劲蜀,经略险阻,周旋万里。得贤则中原可定,势弱则社稷同忧。”(注:《晋书·何充传》。)由于荆、扬二州共一长江天险,荆州在扬州之上,故势同唇齿。有荆州,不但扬州得以扞蔽,而且还可以出兵荆襄,北向宛洛,问鼎中原;失荆州,则唇亡齿寒,扬州可虑。赤壁战前,曹操占有荆州,孙权的谋臣便大都不敢迎战。赤壁战后,刘孙两家分别在长江上下游立国,对荆州的争夺更为激烈,都充分说明了要立足扬州,必须保全荆州。

 

荆州的要害在江陵(今荆沙市江陵)。江陵位于长江北岸的江汉平原上,沃野千里,物产丰饶。地位据全楚之中,“左顾川陕,右控湖湘,而下瞰京洛”(注:《宋史·赵鼎传》。)。无论上中原、下湖广、走巴蜀、通吴会均十分便利。况且作为战略要地,还“北有襄阳之蔽,西有夷陵之防,东有武昌之援”(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七五湖广方舆纪要序。)。故自秦以来即为南郡治所,三国吴置荆州于此。从此,江陵亦称荆州。而江陵本身的山川也有可取之处。在其附近的长江中,散布着许多沙洲。据《水经注》记载,“西至上明(今湖北松滋县东北),东及江津,其中有九十九洲”(注:郦道元:《水经·江水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长七十余里,号称百里洲。这无疑是泊舟屯兵的好去处。又江水经百里洲而枝分,至江陵城东三里合流后水势陡增,形成险段,“非方舟避风,不得涉也”(注:郦道元:《水经·江水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从汉代起就于此置江津戍。东吴陆抗又于南岸置马头戍,与西晋羊祜对峙。六朝时,无论南北纷争还是上下游对抗,江津和马头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再者,长江自西东来,至此九曲回肠,支流分汊,江路险要,洪水易发,给航运带来极大困难。而江陵东侧有夏水和扬水,均东注汉水。《水经·沔水注》云:扬水上承江陵赤湖,“春夏水盛,则通大江”。西晋杜预为伐东吴,曾“开扬口,起夏水达巴陵(今岳阳)”。刘宋元嘉中,又利用杜预故道,“通路白湖水下注扬水,以广漕运”。说明南朝时漕船从江陵出发,可由扬达沔,直抵夏口(今武汉市武昌),从而避免了荆江之险。此外,鉴于江陵以北道路平衍,无可设防,东吴在城北六十里筑方城为外围要塞,又引沮漳水灌城北诸湖,号为北海。

 

从以上分析中不难看出江陵对于江东六朝来说,具备国之西门的战略地位,故而时人将它比作周之分陕。其得失有关南北分合,可判东西强弱,直接影响到下游和建康的安危。如咸宁五年(公元279 年)西晋分道伐吴,杜预克江陵,沅湘广交闻风而降,长江上游乃至岭南皆为晋有,建康危如累卵,亡国有日。东晋末年,桓玄从江陵起兵,加之北府兵倒戈,便顺利地进入建康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之后,卢循、桓玄余党、刘裕的政敌刘毅等都无不欲先得江陵再图建康。尤其是梁末,侯景入据建康后又占领了长江中下游大部分地区。但因荆楚尚在萧绎手中,绎命王僧辩从江陵东下,一举收复郢州和江州,然后以破竹之势进抵建康,遂使萧梁得以苟延残喘。所以,六朝之世虽都建康,而重兵强将却都置于荆峡。

然而,另一方面必须指出,江陵位于江汉平原,毕竟是一个四战之地。虽有漕运之便,荆江之险,北海之阻,也不足以改变其易攻不易守的形势。顾祖禹在论及江陵军事地理时说:“襄阳不守,则江陵以北危;夔峡不固,则江陵之西病。”(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八。)说明就抗御北敌言,拥有江陵的同时还必须拥有襄阳。

 

襄阳(今襄樊市襄阳)地处汉水上游,北接南阳盆地,南连江汉平原,距江陵步道只有五百里。其东有大洪山、桐柏山,其西有荆山、武当山,皆峰峦叠嶂,艰阻难行。而自襄阳北溯汉水或道出南阳可趋河洛,南经汉水谷地即抵江陵,顺汉水而下又直达江夏。因此,自古以来一直是荆豫地区由黄河流域进入长江流域的啉喉。所谓“上可以通关陕,中可以向许洛,下可以通山东”(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七五湖广方舆纪要序。)者也。东晋庾翼曾云:“襄阳,荆楚之旧,西接益梁,与关陇咫尺,北去洛河,不盈千里,土沃田良,方城险峻,水路流通,转运无滞,进可以扫荡秦赵,退可以保据上流。”(注:《晋书·庾翼传》。)回眸六朝,三国时鲁肃欲联合关羽共同抗曹,吕蒙则向孙权建言:坚守江陵、白帝二城,再“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应敌所在,蒙为国家前据襄阳,如此,何忧于操,何赖于羽?”(注:《三国志·吴书·吕蒙传》。)东晋桓温三次北伐,两次都是取道襄阳出淅川至关中,或者出鲁阳(今河南鲁山)向洛阳。刘宋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北伐,主力也是由襄阳溯汉水而上,出赀谷(今河南卢氏县南)入卢氏,过熊耳以至关陕。齐永泰元年(公元498年),沔北诸郡为北魏所陷, 但因曹虎固守襄阳,魏军只得临沔而返。历史证明襄阳在南北分裂时期是一个重要的用武之地。

 

尤其是襄阳的战守之势优于江陵。它地属鄂北岗地,东、北两面临汉水,西、南、东三面为冈峦环抱,发源于城西柳子山的檀溪蜿蜒其间。古人称之为“檀溪带其西,岘首亘其南,汉水如带,萦乎东、北,楚山若屏,峙乎西、南,天然之形势也”(注:乾隆《襄阳府志》卷三《疆域》,乾隆二十五年刻本。)。由此,襄阳实可为江陵之北蔽,若襄阳不守,则江陵难保,长江天险也就失去了防卫作用。西晋杜预伐吴、南朝萧衍代齐都是从襄阳起兵,先占江陵,然后顺流向东,兵锋直指石头城(今南京清凉山)下。同样,梁元帝都江陵而与西魏为敌,西魏即利用襄阳的优势轻而易举地并吞了萧梁。此外,东晋南朝时,由于今陕西、甘肃、河北、河南等地的流民大量涌入襄阳,使得那里的人口激增,东晋起便侨置雍州。流民的到来带来了充足的兵源和劳力,无疑更加强了襄阳作为雄据荆楚的前哨重镇的地位。

 

四、寻阳与荆扬之争

 

六朝时期,江东政权虽拥有南中国广大地区,然兵甲财富所聚主要在荆扬二州。其时倚江陵和襄阳为上游重镇,目的自然是欲以荆州为朝廷西藩,以便在外侮来时抗击敌人,扞蔽下游;在时机成熟时北伐中原,收复失土。但在东晋的门阀政治中,还必须兼顾到各世族间力量和利益的均衡,故而对于出镇上游的人选十分慎重。东晋前中期,除陶侃外,出镇荆州的均为王、庾、桓氏等世族高门。从成帝咸和六年(公元331年)至孝武帝宁康元年(公元373年)长达四十余年的时间内,出镇襄阳的也是桓氏家族。然而,这些藩镇一旦据上流形胜,又手握重兵,便成尾大不掉之势,潜生觊觎之心。他们依仗着兵强财富,地逼势危,常常称兵拔扈,威逼下游。东晋建立不久,王敦即以清君侧的名义从武昌(今湖北鄂城)举兵向阙,拉开了荆扬之争的序幕。接着历阳内史苏峻叛乱,因扬州兵力薄弱,不得不借助荆州刺史陶侃的力量来平叛。为了改变这种荆重扬轻的军事格局,防范上游藩镇拥兵割据,对抗下游。东晋于平息苏峻之乱后的咸和六年(公元331 年)将原治江北的寻阳郡迁治南岸柴桑(今九江市西南),咸康六年(公元340 年)又迁江州来治,以加强其军事地位。义熙八年(公元412年)省寻阳县入柴桑, 此后,皆称柴桑为寻阳。

 

寻阳位于长江中下游之交,人称吴头楚尾,中流襟带。它南面庐山和富饶的鄱阳湖平原,北枕大江,东带彭蠡(今鄱阳湖)。沿江矶石嶙峋,利于扼守。经彭蠡溯赣水可达江右重镇豫章(今南昌市)和南康(今赣州),再越过大庾岭,便至岭南。六朝时,这条路线是连接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主要通道。在其西侧有湓浦。湓浦北通长江,深渊不测,是一内河良港,相传西汉灌婴于湓口筑城,向为滨江戍守要地。在湓口东北的长江中,又有桑落洲可为战守寻阳的据点和跳板。其东有湖口,彭蠡湖水由此汇入长江;湖口东岸,石钟山壁立峻峭,更增添了山水之雄,从而使之成为寻阳东南的巨险。从军事地理的角度审视,寻阳物产富饶、地位优越、山水险峻,具有很高的利用价值,所以在东晋南朝的荆扬之争中必然成为中游重镇。

 

但是,寻阳的崛起并未能以缓冲地位来平衡上下游的力量。相反,在东晋中央与地方的斗争中,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谁占有江州,谁就能在军事政治活动中取得主动。于是,当陶侃及王、庾、谢、桓等世族分据荆扬时,在他们中间接连不断地展开了争夺江州的明争暗斗(注:参见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有关章节,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至东晋末期,荆州刺史桓玄乘东土饥馑、漕运不济而封锁长江,晋廷被迫下令讨伐桓玄。但因玄据有荆、江二州,他便从江陵举兵,下至寻阳,很快到达了密迩建康的姑孰(今安徽当涂)。刘裕当国后,鉴于前车之辙,为了进一步防范上游藩镇作乱,遂遣亲信刺荆、雍、江三州。宋台建后,更“以荆州上流形胜,地广兵强,遗诏诸子次第居之”(注:《宋书·南郡王义宣传》。)。孝武帝孝建元年(公元454年),又分荆、湘、江、豫四州之八郡立郢州,以削弱上游之势。齐梁二代也都以宗室近亲出镇上游。然而这些措施同样不能消弥中央与上游藩镇间的矛盾和冲突。在南朝骨肉相残的斗争中,寻阳继续成为荆扬双方争夺的对象。同时,出居江州的藩镇也往往拥兵滋事,使本不安宁的寻阳战争愈加频繁。自宋武陵王刘骏以寻阳起兵东讨刘劭后,又有江州刺史臧、晋安王子勋及其长史邓琬、桂阳王休范以及齐陈显达等相继为乱,而梁王僧辩讨侯景和隋灭陈也都以寻阳为必争之地。检阅史书,东晋南朝近三百年间,寻阳无战事的时候甚少。其军事地位之重可见一斑。

 

综上所述,以上诸镇在六朝时因担负着繁重的军事任务,故显得特别重要。但当建康的首都地位丧失后,它们的特殊职能也就随之消亡。在以后的历史岁月中,这些城市有的发展为地区性中心城市,有的却萎缩衰退,总的说来,都不能回复到六朝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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