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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商朝的历史故事

发布时间:2014-03-16 10:11:24 阅读(

 商是继夏朝之后建立起来的第二个朝代。提到商朝,就要提到成汤革命,就要提到汤的先十四代祖契(音榭xiè),以及其末代子孙商纣王成了亡国之君。当然,还一定要提到商朝在最后两个半之多世纪里一直定都殷(今河南安阳),并且在尘封三千多年后竟于1899年非常偶然地发现了那刻在甲骨上的文字,从而进一步揭示了商朝的文明。

 

商朝元祖,玄鸟生商

 

商人的祖先是契,与禹同时,曾共同治水。相传在远古的黄河之滨,一只“玄鸟”唱着歌儿从空中飞来,带给人们无穷无尽的遐想――它是天的使者,原始部落的人们一个个对它顶礼膜拜。一个叫简狄的女人,吞服“玄鸟”下的蛋后,怀孕生下一个儿子叫契。契,即是阏伯,就是传说中的商之始祖。《诗经·商颂·玄鸟》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就是“玄鸟生商”的美丽故事。

 

玄鸟生商

 

世袭制,始于部落

 

有一点令人费解,就是商人或称商族是贯穿夏朝的整个历史而独立发展起来的一个部族,只是到了夏桀荒淫无道难以为继的历史关头才取而代之步入了“国家”。那么,从契到汤那是有世系的,部族时代也有“子承父业”之说?

 

只能这样理解:尧舜禹时代是存在的,即通常所说的部落联盟时代,其实已处在“国家”的雏形阶段。而这个“国家”里的众多部落首领率先实行了“父传子”,否则自契到汤之“世系”延绵不绝就成为不可能。

 

夏朝的存在,由甲骨文说起

 

从契到汤,连绵十四世,恰与禹到夏桀也是十四世相当,历时约470多年。所以谈商朝应略说说“准商朝”,就像说昙花一现的秦朝的历史,应该知道其前身秦国竟跨越整个春秋战国时代。

 

“准商朝”,这是笔者给起的名字,即指商族始祖契到十四世孙汤灭夏前的阶段,所谓商朝的“先公”时期。这十三世(不含汤)的名字记载得有鼻子有眼,且多为甲骨刻辞所映证,这也是夏朝存在的一大旁证。

 

甲骨文

 

夏商周,一脉相承

 

尽管发现的甲骨文是商朝后期的文字,但其记载之遥远,似也说明了商朝甚至包括“准商朝”使用的文字就是甲骨文。写到这里,顺便提及,周的文字与甲骨文是一脉相承的,而夏、周两族有血缘关系,均来自“西方”(黄河上中游)。

 

商族则源自“东方”(黄河中下游),这“三族”当然都源于氏族社会,是当时居于多数的“少数民族”,即史家所说的诸如夷、羌、戎等,他们在那个时代就已经有所融合,因此他们在语言和文字上肯定会有诸多相通的地方。

 

为华夏族的形成在文化上奠定了一种基础,及至秦汉终于发展成了中华民族的核心民族――汉族。正因为如此,所谓夏商周三代虽说是三个朝代,其实是无法分割的一个整体,是中国古代史的源头,是中华民族和传统文化形成的源头。从朝代这条线索上而论,商朝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商之一族,人才辈出

 

回过头来接着说“准商朝”。契是氏族时代一个宗族的始祖,“商”这个称谓,如《史记.殷本纪》所记契被舜任命为“司徒”,封于商,“赐姓子氏”,就是说“商”是该族活动的中心地域,也就成为族的名称,“子”则是商族共同的姓。

 

按神话传说,契的母亲简狄因吞食燕卵而怀孕生下了契,《诗经》里就有“天命玄鸟(黑色的燕子),降而生商”的句子。这就是说商族的始祖契是很有来历的,不仅降生神奇,在舜的时代就已进入了“官僚”高层,且与夏朝的实际创建人禹共同参与过治水大业。

 

尚不止于此,到契的孙子相土时,适逢夏朝“太康失国”,借机征服了不少部落,势力颇有发展,按《诗经.商颂.长发》所描写的“相土烈烈,海外有截”那样,其势力范围似已达渤海、抵辽东。古书《世本》还有关于“相土作乘马”和“胲作服牛”的记载,这也是一种发明吧?就像近代发明蒸气机一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马、牛可以拉车载物,于上古时代在生产和军事上的作用不可小视。

 

可以这样说,一个民族的发展离不开不断出现精英人物,特别是在上层。商族的始祖契不用说了,他的孙子相土是个人物,六世孙冥是夏朝的水官,乃至死于治水工程之中(《国语.鲁语》记有“冥勤其官而水死”),当然也是个人物,而相土的曾孙胲(王亥)也是个人物.

 

再胲的儿子上甲微也不简单,他为了报杀父之仇(其父胲在与有易氏部落开展最原始的“贸易”中被该部落首领绵臣所杀),打败了有易氏部落,杀死绵臣,夺回被掠去的牛群。从契到上甲微共八世,出现了至少四个“明主”,奠定了商族的长足发展,直至第十四代孙汤时终成大业。

 

汤行仁义,天下归心

 

关于成汤,即太乙(殷人尊称),在夏桀时仍臣服于夏。夏桀对这一逐渐强大起来的族群是不大放心的,曾召汤入朝,而将其囚于夏台。《越绝书》记载:“汤行仁义,敬鬼神,天下皆一心归之。”这说明汤在夏桀暴政时期已得到了天下的拥护,夏桀迫于诸侯方国的压力,后来放了汤。

 

“汤行仁义”,包括诸如汤结好“荆伯”,讨伐不怜惜百姓的有洛氏等等。成汤逃过“夏台”之灾,即准备灭夏之举。历史上大凡成大事者,其身边必有贤人为之出谋划策,否则大事难成,辅佐成汤的伊尹即此贤人。

 

名臣伊尹,出谋划策

 

伊尹原名伊挚,生于伊水之滨,遂以伊为姓,系汤一妃子的媵(音映)臣(陪嫁之人),后为成汤重用,任命为“尹”,成为执政大臣。另一贤人是仲虺(音毁),系夏朝“车正”奚仲的后代,为汤之相。想必诸多谋略不少出于此两人策划。

 

灭夏方略,孤立夏朝

 

汤灭夏采取的方略是,先灭掉臣服于夏的部落葛,该部落首领葛伯对商族不行仁义,反而以怨报德,使汤出师有名,首战大捷。如《孟子.滕文公》(下)所记“汤始征,自葛载”,且“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一路下来颇得百姓拥戴,“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孟子.梁惠王》)可见出征势如破竹,当灭掉了最后的部落韦、顾和昆吾后,夏完全孤立,汤遂直逼夏桀,在鸣条之战中的胜利奠定了推翻夏朝统治的决定性地位。

 

夏朝衰败,始于孔甲

 

吕思勉先生所著《白话本国史》(上)在论及夏殷的兴亡时,以《史记》为依据,说夏之孔甲“好方术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衅之”,就是说夏自第十世王孔甲时开始衰败,即“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衅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乃召汤而囚之夏台,已而释之;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桀;桀走鸣条,遂放而死。”吕氏十分精练地引用《史记》记载道出了夏殷的兴亡。

 

成汤灭夏,顺天应人

 

“成汤革命”,推翻了夏朝,建立了商朝。汤的谥(音是)号是在其名前冠以的“成”字,乃指汤灭夏之成功。汤大败夏桀于鸣条,并将桀放于南巢,遂还都至亳(音博),在东郊发《汤诰》,遍告诸侯为什么伐桀,《史记》所记则是成汤遍告诸侯要有功于民,否则就会受到上天的惩罚。

 

不管《尚书》里的《商诰》,还是《史记.商本纪》所引用的“诰”的内容,意在昭示天下,商的建立是合乎天意的,而且要“有功于民”。其实此前,汤的左相仲虺就为汤作《仲虺之诰》,劝勉汤不必对用武力取得天下心生惭愧,已经作了“名正言顺”的舆论工作。

 

换言之,商代夏,乃是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就是到了现代,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也是要向世人宣布他的种种“理由”的。看来,“舆论意识”古已有之。

 

商朝历史,光武中心

 

按《夏商周断代工程年表》,商朝的建立年代应在公元前1600年,从成汤至帝辛(纣),共传十七世三十一王,此世系多得甲骨文卜辞映证,也得到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年代上的论证。关于商代的都城,与夏类似,多有迁徙(“准商朝”多达八迁,商朝亦有五迁),但无疑“亳”和“殷”是商代定为都城年代最长的两个地方,累加起来有四百来年,差不多占了商朝整个历史的三分之二以上。

 

《中国历代史话》(第一卷)把商朝的历史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从成汤建国到盘庚迁殷,共历九世十九王”和“从盘庚迁殷至帝辛(纣)亡国,共历八世十二王”。前期历三百年,后期历二百五十五年,这近六百年的历史当然包括了由兴到衰的过程,类似夏朝,这一过程也有一段“中兴”。

 

商之衰败,止于迁都

 

商朝的衰败起于何时?大体来说是从第六世第十一王仲丁至第十世第二十王盘庚(迁殷前),史称中衰阶段。

 

实际上这一阶段包括从仲丁到盘庚的前一王阳甲(是盘庚的哥哥),合五世九王,约略150多年。此五代迁了五次都(“荡析离居,罔有定极”),已经说明了王权的不稳定。另外,五辈人换了九个王,王位纷争之激烈亦可见一斑(“比九世乱”)。可以想见,“诸侯莫朝”,这“王”对地方的控制能力小到了何等程度!说这一历史阶段是“中衰”,是因为它发生在商朝历史的前期,等到盘庚迁殷之后,动荡的政局得到了控制,一是不再频频迁都(结束了“不常厥邑”),并开始“行汤之政”,出现了一种复兴的征兆(“百姓由宁,殷道复兴”),即历史进入了中兴阶段,但此时商朝也进入了它的历史的后期。

 

从盘庚到祖庚,历三世六王,约略百年。在这一段的二世四王武丁时,“中兴”达到了顶峰。此后,即从祖甲到帝辛(纣)商朝走向了最后的衰败,这六世七王,不到200年。综观商的历史进程,前期的300年,发展、稳定与中衰各占一半的时间;后期的不足300年,中兴不到百年,却有近200年的时间走向趋于衰败直至灭亡。

 

把商朝的国运比作一条历史曲线的话,其走势是这样的:建国—-发展与稳定——中衰——中兴——衰败——灭亡。究其原因,凡“行汤之政”则盛,反之则衰。

 

伊尹放太甲,以德治天下

 

《尚书》里有文《伊训》,是伊尹在成汤嫡长孙太甲即位后,于祭祀先王成汤时对其所进行的一番教导。先是总结了一段历史,赞美了夏的先王大禹,而禹后来的末代子孙不遵循禹德,结果“皇天降灾”,使有“天命”的汤重开美德,赢得天下,得到了百姓的拥护。

 

伊尹便借成汤当年提出的“三风十愆(音迁,过错)”告诫太甲引以为戒,务要实行清明政治,行善积德,以免误国。难怪伊尹对太甲“作训”,因为“太甲即立,不明,伊尹放逐桐”(《尚书。太甲上》)直到太甲在祖父汤的葬地思过反省,才又恢复帝位回亳。

 

所以,行汤之政也好,行禹之德也好,我国古代建立朝代的理念讲究一个“德”字,这是顺乎天意和顺乎民意的一种体现。夏兴、夏亡和商兴的历史似乎说明了在“天”的概念下,业已形成了某种政治机制,即朝代若不能顺乎天意的话,要么由有“天命”者取而代之,要么可实施自我调整――“弹劾”。

 

这个基础是什么?这便是“天意”和“民意”,正如《尚书?太甲中》记载伊尹作书曰:“民非后(民若无君王),罔克胥匡以生(哪能相互救助而生);后非民(君王若无民),罔以辟四方(何以统治四方)。”这是很原始的君与民的关系,我想革命年代的那种“军民鱼水情”应源于此。

 

《尚书。太甲下》记载伊尹进一步告诫太甲:“呜呼!惟天无亲(只有天没有不变之亲人),克敬惟亲(恭敬者才去亲近)。民罔常怀(民哪能归附不变之人),怀于有仁(只归附仁者)。”又曰:“德惟治,否德乱。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事,罔不亡。”这里已经出现了“德”、“仁”、“道”的概念,这是后来形成中华元文化的基石。

 

盘庚迁殷,施实德于民

 

盘庚迁殷,标志商朝“中兴”的开始,至武丁达到兴盛的顶峰。盘庚继兄位实际上接了一个“中衰”的摊子,所以他决心迁都以稳定局面,但遇到了阻力。《尚书》中的“商书”部分,有诰体之文《盘庚》,分上、中、下三篇,系盘庚告群臣、告庶民,讲这第五次迁都的必要和好处。

 

因为“民不适有居”,不得不作思想工作,其依据是“先王有服(事),恪谨天命。”在告诫大臣时,训道:“汝克黜乃心(你们去掉私心),施实德于民(惠民实在的好处),至于婚友(直至亲戚朋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积德(于是才敢声言你们有积德)。”

 

盘庚把尊天命、施实德于民,视为执政的基础。此时的“天子”,若是“明”,就要把百姓放在眼里,并要求官员“恪黜乃心”,盘庚甚至有言:“邦之臧(好),惟汝众(都是你们的功劳),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罚(都是我的错误和罪过)。”很有一点清明政治的味道。

 

说这是“公天下”的思想遗存,或不为过。所以说盘庚这个继汤之后的第二十个国王,是一代明君,他不仅以迁都为契机,打击了“傲上”的贵族势力,还明确了“施实德于民”的治国方针,致使动荡的商朝走向了中兴之路。盘庚迁都之殷,当时并不称之为殷,而称作“大邑商”或“商”,至周灭商后,始称此为“殷”,随着王朝的更迭,这座商朝的都城渐次废弃,终成废墟,遂在秦汉时期便有“殷墟”之称。

 

武丁修政行德,殷道复兴

 

自盘庚后,经三任国王的继续开拓,至第十一世第二十三任王武丁时,商朝达到了鼎盛时期。武丁在位五十九年(公元前1250年――公元前1192年),国力空前强盛。《史记。殷本纪》如是评价武丁:“武丁修政行德,……殷道复兴。”《尚书。周逸》系周朝之周公在还政于成王以后对成王的诰词,其中有一段文字提及武丁:“其在高宗(武丁为太子时),时旧劳于外(长期劳苦于外),爱暨小人(惠顾百姓)。

 

作其即位(及其即位),乃或亮阴(有时信默不言),三年不言(三年不轻易说话)。其惟不言(或许因其不轻言),言乃雍(言则和顺合理)。不敢荒宁(不敢荒废政事贪图安逸),嘉靖殷邦(以使殷邦和美)。至于大小(从群臣到百姓),无时或怨(没有对他有怨恨的)。肆高宗享国五十有九年(所以高宗在位五十九年)”。这段也说明武丁的品德,以及上下对其拥护的程度。

 

至于武丁的政绩,则在于两点,一是启用贤臣(如傅说、甘盘、祖己)在治国修德上出谋划策,乃至对自身进行“谏言”;二是征鬼方等周边方国(主要包括北方的鬼方、土方和西方的羌方,以及江汉流域的荆楚),巩固了国防,扩大了版图,加强了民族的交流和融合。《中国历代史话》(第一卷)写道:“武丁时期,商王朝的版图和政治影响空前扩大,以王畿为中心,在西方达于秦陇地区,在东方直至海滨,在北方已越过西喇木伦河,在南方则越过江汉流域,到达湘赣地区。”疆域不可谓不广。

 

不过,商之中兴约略百年,既然到了武丁时期达到了顶峰,那么自武丁之后就走下坡路了。

 

商朝复衰,始于祖甲

 

武丁的两个儿子先后继承王位,即祖庚、祖甲。如《史记》所载:“帝甲淫乱,殷复衰。”另,《国语。周语下》也有“帝甲乱之,七世而陨”的记载。淫也好,乱也好,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因为腐败而导致社会不安定,使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按说,祖甲曾有一段逃亡民间的经历,即帝位后,“爰之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肆祖甲之享国三十又三年。”(《尚书。无逸》)这是周公在还政于成王后告诫成王中的话,看来周公对祖甲还是持肯定态度的。

 

至于史说“帝甲淫乱”显然是指其晚年,除荒淫外,如对外征西戎,开不义之战;对内则“重作汤刑”,实行酷法。周公对商之衰亡的分析相当精辟:“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

 

自时厥后,亦往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尚书。无逸》)殷的历史正是自祖甲后,一代不如一代,各个荒淫短命,以致“七世而陨”。商朝的最后两帝,即帝乙、帝辛,这父子俩荒淫残暴,终于导致“鼎迁于周”。

 

关于对这个朝代的制度、机构、经济,以及科学文化等等方面的情况似也应有个大致的了解。除了从古书记载上得知一些信息外,考古发现无疑提供了最可靠的依据,其中就包括大量的出土文物和偶然于1899年重见天日的甲骨文。

 

商朝

 

真实的商朝

 

商朝是怎么样的一个朝代呢?略结如下:

 

(1)、商朝是继夏朝之后的我国第二个朝代,是被几乎与夏族平行发展起来的商族通过“成汤革命”的形式取夏而代之的。

 

(2)、商朝有了文字,即“甲骨文”,是汉字的重要源头。虽说这甲骨文是商朝的后期文字,但从其已比较成熟和大体定型上看,应该说这就是商朝的文字,而且是与当时的语言相匹配的,单音节的语言,使我们的文字从一开始就和拼音字无缘。

 

(3)、商朝和夏朝一样,与原始社会有着血缘关系,因此这两朝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国家,部落遗存是他们的共同特点。

 

(4)、商朝的国家结构是,以商族为核心组成王朝的“内服”和“外服”。“内服”即“王畿”之地,是商王和其官僚班底直接统治的地区,说是“中央”似不妥,它并非单单“中央政府”的概念,因为还有它管辖的地盘。官僚班底便是“百僚庶尹”,大体这百官分三类,一是政务官,二是宗教官,三是事物官。“外服”,即“畿外”,就是王畿以外的地区,称为“四土”,卜辞所说的东土、南土、西土、北土,其统治者系商王分封的各路诸侯,分候、伯、子、男诸爵位,均臣服于商王。这些诸侯又建立了众多方国,另有本来就存在的异族方国和部落,是原始遗存。此条所说,可参阅《中国古代史话》(第一卷)之《夏商周史话》第113页至115页。当然,“内服”有强大的军队,直属商王指挥;“外服”,包括部落亦有武装力量,这便为各路诸侯、方国、部落创造了能够独霸一方的条件。

 

(5)、商朝的经济基础是农业,这进一步奠定了我国古代一直以农立国的基础,乃至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农业意识。

 

(6)、商朝的晚期,自倒数第五王康丁起改变了王位继承的“兄终弟及”为“父死子继”,即形成了嫡长子继承制的雏形。这自然加强了王权,但一旦王权旁落,或无统治能力,或以暴治国,并不能因为有嫡长子继承制,就能挽救朝代的衰落甚而灭亡。然而这一制度的确立,意味着宗法制开始形成,对后世影响极大。中国那么多的朝代以此为运转机制一代一代地继承着,朝代更迭了,机制不变,这种周而复始的变化竟使国家的政治大格局几无动摇,便足见其影响之深。即便到了“民国”、“共和国”时代,还能看到如今意义上的“封建”的影子,往小了引申而言“官本位”依然深入人心。对此追根溯源,可追溯至夏朝,而做到制度化,有了明确的“大宗”、“小宗”,以及在这个基础上的“分封”,当在商朝。

 

(7)、商朝的主流意识形态,或者说宗教观念是上帝、祖先崇拜,凡事必卜(问天、问祖先),弥漫着神秘的迷信色彩。“巫卜”、“贞人”成了沟通另一个世界与现世的特殊人员,这也决定了这批人是为统治者所“御用”的,因而就不难理解奴隶之悲惨(野蛮的人殉即一例)。

 

(8)、商朝科学文化虽在一些方面被上层利用而显得十分神秘,但总的来说其发展是反迷信的。天文历法在前朝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完全是客观天象的真实反映,例如卜辞中有若干日食、月食的记载,经科学推算准确无误便是证明。对天体的“风云变幻”,亦多有记载,并结合夏朝历法(阴历)创造了阴阳合历(殷历),弥补了一年中由于参照物(太阳、月亮)不同导致的时日相差之不足,而引进了“闰月”的调整办法。至于利用十个“天干”和十二个“地支”组合成六十个单位的干支纪时法,业已完善。还有医学的初步发展,为以后中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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